作者：何乃强
《南洋总汇新报》称林维芳（1863-1910）为“银行老太爷大班”，认为他开创了新加坡银行业集资创设银行的先河。
然而，黄亚福（1837-1918）才是新加坡华人集资创设银行的第一人。他作为柔佛其中一个港主，曾在其管辖的种植园范围内发行过私人货币，供工人内部流通使用，经验丰富；加之他本身财雄势大，登高一呼，广益银行便于1903年很快成立。不过，他没有出任银行主席或总理，而是由宝源当和万益当两家当铺的东主林维芳，以及万源当的梅连振（1864-1929）分别出任总理和副总理（Deputy Managing Director），自己仅担任银行协理（Assistant Managing
Director）。另一位副总理是精通英文的土库（洋行）买办黄继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广益银行并未聘用专业金融理财人才。
广益银行丑闻曝光
也许当时黄亚福受殖民地政府委托，全心投入创办广惠肇方便留医院（1970年代更名为广惠肇留医院）以及筹办养正学校，再加上他对同乡的信任以及秉持用人不疑的原则，导致对银行监管不严。广益银行开业数年，便出现重大纰漏，最终于1913年11月引发挤提事件。随后丑闻不断被揭发，震惊社会。然而，真正考验黄亚福“商德”的，不是银行的成功创办，而是它轰然倒塌之后。
这些丑闻在后续的法庭审讯中被逐一曝光。根据英文报章报导，银行亏欠债务高达五百余万元，其中包括客户欠款250万元。而令人震惊的是，其余欠债者竟然是银行本身的股东与董事，总额比客户的还多，达256万元。其中一名董事——香港罗奇生新加坡分行经理罗卓甫（Loh Chuk Poh）——更是逃债潜逃。
最离谱的是副总理梅连振。他明知银行已经停业，仍然批准提款；更荒谬的是，他将一位来自乡下、对公司法令第34条（透支顶额）一无所知、且不通英文、刚满21岁法定年龄的青年——林维芳的幼子林天相——未经董事部会议通过，仅以“林维芳的挂砂人（继承人）”为由，委任他为董事及副总理。林天相是世界上最年轻银行经理！他仅听从梅的指示签发支票，还答应背负父亲48万元的透支债务。此外，负责财务的梅连振涉嫌做假账：他备有中英文版本的账簿，刻意隐瞒贷款、抵押、透支及提款的记录，是蓄意犯罪！
1905年，梅连振、林维芳等人合伙的振裕公司经营胡椒、甘蜜、橡胶园丘，1912年结束营业，公司拆伙的钱落在谁的手中，至今无从知晓。银行部分董事滥用职权、私自挪用银行资金进行个人投机，导致严重的坏账。
黄亚福“商德”善后
挤提事件后，殖民地政府介入广益银行这个烂摊子，要求并属意76岁黄亚福出任总理。政府认为，只有具备极高威望和财力的他才能稳住局面。银行的信用危机与监管问题，正需要他凭借在商界和官场（以他与柔佛苏丹的交情）中的影响力来解决。
尽管黄亚福出尽全力，但由于亏空数额巨大以及随之而来的挤兑，广益银行最终还是在1913年12月被迫宣布清盘。
黄亚福为了保住信誉，选择留在新加坡处理善后。他多次出入法院和清盘委员会，协助厘清债务。他在法庭上表示，愿意放弃自己的财富，以换取对存款客户的公平交代。他甚至以个人全部身家作为抵押：公开宣布以他个人在新加坡甘榜爪哇（Kampong Java）等地的房地产为担保，并变卖大量在柔佛的地产（包括新山的广福泰建筑公司的资产）来偿还债务，几乎做到倾家荡产的地步。
黄亚福是一位有担当、顾全大局、德高望重的君子。他在法律上本可以不必变卖家产清偿所有债务——他当时已是柔佛最大华裔地主之一，拥有大量种植园和黄金地段，完全有理由推卸、否认责任，拿着自己的身家归隐商界，安享晚年，无需与广益银行共存亡。
但他坚持承担责任，选择了最艰难、也最令人尊敬的一条路：承担无限责任。不但变卖产业还债，导致他晚年财富缩水，也因而连累家人，大幅缩减家庭生活费用。然而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这番作为为他的后人赢得了日后极高的尊重与商业信用。黄亚福的行为因此被誉为“商魂”，它体现了老一辈华商在西式金融体系崩溃时，坚持用传统道德准则——信誉高于生命——来补救的担当。
黄亚福在广益银行倒闭后的还债行为，堪称经商者应具有诚信、担当、承诺的典范。这不仅是救了银行的储户，其实也是在救赎华商的整体信誉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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